1、兩漢經學東漢末年，黃巾亂起，生靈塗炭，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在忙啥呢？
答案是讀經。
“經”的本意是書籍，後世專指儒家經典。
孔子在長期的政治活動失敗後回到故鄉，編輯了《書》、刪定了《詩》、編訂了《禮》和《樂》，作了《易》的一部分，根據魯國曆史創作了《春秋》，這就是儒家寶典“六經”，也被稱為今文經。
秦始皇焚書坑儒，這些著作除了《易》，其他都未能倖免於難。
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並不重視儒家，如果不是叔孫通，朝野上下連一套行為準則都冇有。
這一時期，因常年戰亂、土地荒蕪、經濟凋敝、社會矛盾加劇，黃老思想處於主導地位，政治上與民休養生息。
與百家爭鳴時期不同，漢初的道家是新道家，是積極的有為，“文景之治”是無為而治的產物。
《淮南子》以道家思想為主。
漢武帝罷黜把家，獨尊儒術，在漢代經學奠基人董仲舒的主導下，置《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
之所以是五經，是因為《樂》找不到了。
自此儒學轉變為經學，成為官方統治哲學。
五經成為法定經典，也是士子必讀的經典，漢代儒生們即以傳習、解釋五經為主業。
東漢靈帝時期，李巡認為博士生分甲乙科考試，關注成績高低，相互間打探訊息，有行賄行為，甚至私改蘭台藏書閣經書文字，以符合老師教授的內容。
靈帝下詔，由蔡邕負責，校訂《五經》文字，刻在石碑上，立於太學門前。
此後《五經》以蔡邕校訂的版本為準，因內容而發生的爭執平息了。
經學內容不斷豐富。
西漢末年王莽增《樂經》，“五經”變成“六經”。
博士與弟子傳習經書，分成若乾“師說”，也就是若乾流派。
武帝時的五經博士共有七家。
武帝以後經學日益興盛，博士的數量也逐漸增加。
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確定了十西家博士。
《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西博士。”
這十西家都屬於今文經學。
今文經學發展到西漢後期，受各種天人感應、符瑞、靈異的影響，加上統治者的迷信應用，讖緯氾濫，逐漸神學化。
另一方麵，今文經學繼承原初儒學比較純粹，當初百家爭鳴言論比較過激，批判性較強，逐漸為統治者所不容。
在這個環境下，古文經學在民間興起。
古文經學所依據的，是漢朝在民間發現的各種古書，它與今文經不僅文字表述不同，經書解釋與教學方法也有較大差異。
簡而言之，今文經學都是孔子所作，用微言大義的語言繼承和發揚儒家學說；古文經用戰國及以前的古文字所書寫，記錄了上古文化典章製度與聖君賢相政治格言，是原汁原味的經典。
2、今古融合文景時期，朝野開始收集古代經典，年長的秦博士和儒生們，口述或默誦己遭焚燬的經典，或把冒險珍藏的書籍拿出，使之傳世；漢景帝末年孔宅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一批古典文獻，漢宣帝時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
這些經典與孔子整理的“六經”相比，不僅篇數字數不同，內容上也有差異，被統稱為古文經。
古文經學的興起最早起自《春秋穀梁傳》，西漢後期曾被立為博士。
在王莽當政時期，劉歆極力鼓吹古文經學，強烈反對今文經壟斷學術，認為古文經纔是真經、全經，併爲古文經設立博士。
王莽身為帝王卻知識淵博，嚴格用儒學要求自己；劉歆更不得了，他的父親劉向是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奠基人，是兩漢有數的大學者。
王莽與劉歆，是惺惺相惜的理想主義者，也是理想的殉道者，他們把古文經學推向了新高度，也掀起了今文經與古文經的大論戰。
東漢時期，古文經學雖然一首冇有被立為博士，屬於民間學說，但是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逐步超出並壓倒了今文經學。
東漢的古文經學大師有賈逵、許慎、馬融、服虔、盧植等，弟子眾多，影響很大。
經學學派眾多，各學派著書立說，相互詰難，眾說紛紜，每家對於經學的解釋，章句多者，動輒上百萬言。
學生費儘心機，鑽研學問，勞而無功，後來的學者對此多有疑問，莫衷一是。
今古文經學在長期的爭辯過程中，也在互相滲透融合。
東漢初年（公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會議的成果是班固寫了《白虎通》，該書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一。
漢末時，一代宗師鄭玄出現，今古文經學真正完成了統一。
鄭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鄭玄父祖均未出仕，家境貧寒，一心向學，十二三歲時可講述五經。
為照顧家庭，鄭玄年紀時曾為鄉吏。
但他無意為官，主動辭職設法入太學，拜京兆人第五元先為老師，鑽研京氏《易傳》、《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屬於今文經學派。
後來，鄭玄跟隨東郡人張恭祖學習《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經》、古文《尚書》，屬於古文經學派。
這時，崤山以東無人可做鄭玄老師了，可以開宗立派了。
但鄭玄仍想繼續深造，於是西入函穀關，通過盧植，拜到馬融門下。
馬融是古文經學大師，素來倨傲，隻讓學生指導鄭玄，鄭玄三年未得麵授。
有一次，馬融和高足弟子演算渾天問題，遇到了疑難。
有人推薦鄭玄，就把他召了過去，鄭玄很快就解決了問題，所有人都驚服不己。
馬融對盧植說：“我們都不如他呀！”
自此開始，馬融十分看重鄭玄，鄭玄便把平時學習中遇到的難題拿去請教，終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七年後鄭玄因父母年邁回鄉，馬融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鄭玄既精通今文經學又精通古文經學，於百家之學無所不通，他以古文經學為基礎，網羅眾家，憑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古文經，對今古文經學進行了全麵總結。
他打破了經學的門戶家法，註釋與著書幾百萬言，態度嚴謹，實事求是，創立了“鄭學”，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
鄭玄的學術成果冠絕古今，是對幾百年經學積累的總結與發展，此後鄭學興盛，對經學的學習漸入正軌，經學至此也達到巔峰。
皮錫瑞作為今文學家，在《經學曆史》中也對鄭玄高度評價：“鄭君康成，以博聞強記之才，兼高行卓絕之美，著書滿家，從學盈萬，當時莫不仰望，稱伊、洛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己矣。”
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列鄭玄於二十二“先師”之列，配享孔廟。
鄭玄名氣很大，大將軍何進、三府（太尉、司空、司徒）征召鄭玄，鄭玄推辭不掉，隻得進京，在京師隻待了一宿就離開了。
後將軍袁隗（袁紹的叔父）舉薦，鄭玄也藉故推辭。
孔融特彆敬慕鄭玄，主政北海時，在高密縣為他設立一鄉，名“鄭公鄉”。
董卓遷都長安時，公卿們又舉薦鄭玄，因道路阻隔冇有赴任。
大多數時間，他在家鄉講學，學生數千人。
建安元年，鄭玄到徐州避亂，陶謙以師友禮接待。
北海地區黃巾猖獗，鄭玄從徐州返回高密縣，途中遇上黃巾軍賊寇數萬人，黃巾軍看到鄭玄，皆伏在地上叩拜，並相互約定，不得騷擾高密縣境。
袁紹踞冀州時，為提高聲望，派人請鄭玄。
袁紹大會賓客，鄭玄最後來到，袁紹請鄭玄坐在上座。
鄭玄身高八尺，飲酒可達一斛，長得眉清目秀，儀容偉岸，交流時滿座皆服，大學者應劭都要拜師。
建安五年春天，鄭玄夢到孔子，醒來後，鄭玄以讖緯解夢，知道自己來日無多，過了一段時間，鄭玄患上重病。
官渡大戰時，袁紹逼迫鄭玄隨軍，鄭玄在顛沛流離中病逝，前來送葬者有一千餘人。
他的學生劉備，當時也在軍中。
3、讀經傳家漢朝是經學最為昌盛的時代，朝野內外誦讀經書蔚然成風，《漢書·韋賢傳》引民間諺語說“遺子黃金滿盈，不如一經”。
漢朝的“以經義決獄”是漢朝經學與王朝政治相結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漢朝經學繁盛的一大標誌。
儒生通過司法實踐並官學私學教育，移風易俗，把經學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眾之中。
漢武帝時期始在朝廷設太學，作為最高學術機構，承擔儒學傳承、培養官員的使命，也是皇帝的智囊。
太學設五經博士，博士再招收學生。
王莽時期，每一經設5名博士，六經共30名，每一經弟子360人，共弟子10800人。
到東漢末年黨錮之禍時期，太學生己達三萬人。
每一經門派嚴格，傳承有序。
公孫弘以儒家經典作為考試教材，把經學與利祿結合起來。
很多平民以讀經做官，到東漢時成為世家大族，經學被累世把持，被大家族壟斷。
久而久之，大家族成為豪強，不僅壟斷學問、道德，還壟斷政治、經濟。
漢代儒生，一生攻讀一經，所謂皓首窮經即是如此。
因為這種樸拙的態度，漢代儒學又被稱為樸學。
很多平民以讀經做官，到東漢時成為世家大族。
經學被累世把持，被大家族壟斷。
通過壟斷學術，大家族又壟斷政治、經濟、道德，有的演變成豪強。
世家大族們精通儒家經史典籍並掌握著解釋權（家學），保持父子兄弟代代相傳的道德和家族的風格傳統（家風）。
憑藉著深厚的家風家學，他們讓“士”的分量越來越重，最終開辟了由東漢末年到唐朝末年的七百年士族政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