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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社之空想社會主義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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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托馬斯·莫爾與《烏托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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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物簡介托馬斯·莫爾(1478-1535),生於1478年的英國倫敦,富裕城市家庭(市民階層)出身,受到過良好的教育,早年在牛津大學學習時結交過科利特、格羅辛等人文主義者,深受人文主義熏陶。

後來他因為父親的緣故被迫離開牛津大學去專攻法律,並得到了頭等律師的聲名。

作為一個律師,他在數年之間,由於主持公道替受屈人撐腰而聞名倫敦,1504年他被選為議員,在議院中聲望卓著。

但是,他卻因為與英王亨利七世的矛盾而被迫離開政治活動。

後來亨利七世病故他才重新回到社會活動,並於1510年出任倫敦市司法官。

此時他己博得市民充分信任,甚至兩次被委派到荷蘭及加來調解商務糾紛。

1516第一次出使時他在弗蘭德斯開始寫《烏托邦》,書中道出了在都鐸王朝統治下民不聊生的景象,還構想了一個叫作“烏托邦”的理想社會。

這本書很快聞名遐邇,在一個世紀中印行多次,被譯成歐洲各國文字。

可惜好景不長,莫爾再一次與英王(亨利八世)起衝突,和當時大多數人文主義者一樣,莫爾讚同保持教皇政權,反對新教改革,而英王因與教皇的利益糾紛而改變了自己對宗教改革的態度(從反對到支援),並自封英國教會首領。

莫爾拒不承認,被關進倫敦塔。

儘管他態然自若地為自己辯護,可最終仍被判有罪。

世界上第一位社會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托馬斯·莫爾於1535年7月7日被判處死刑。

臨刑時,他告彆了家人,用頭巾紮住眼睛,並對劊子手說:“我的頸子是短的,好好瞄準,不要出醜。”

隨後慷慨就義。

1886年,天主教會為了把這位人文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傑出人物列入它的“殉道者”之林,以求鞏固自己的威信,便追封莫爾為聖徒,儘管莫爾的觀點絕不是正統的。

2.“無何有之鄉”(《烏托邦》)本書的背景是西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英國的“圈地運動”是這個時期的標誌**件之一。

由於羊毛紡織業的興起和封建經濟的衰落,土地貴族們熱衷於圈地養羊以謀取暴利,導致大量農民被攆走,他們被迫背井離鄉,西處流浪,而在當時的英國,流浪亦是重罪。

除了到手工工場接受殘酷剝削以外,他們就隻有上絞刑架的選擇。

在目睹了圈地運動造成的深重災難後,莫爾提筆寫下這本傳世名作,也許在他眼中這本小冊子隻不過是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甚至冇有他反對宗教改革的活動重要,他也未必就支援書中的主張,但他畢竟是第一位陳述這種將一切生產資料都交給社會並由社會基於需求來組織生產和分配產品的社會,他可能不會想到,這本小冊子的曆史意義使他從過去一眾人文主義者中脫穎而出,成為近代三大思潮(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中社會主義思潮的開山鼻祖,“烏托邦”也成為空想的代名詞流傳至今,甚至遠遠大於其作者的名氣。

本書共分一二兩部,第一部分講述了“我”(即莫爾)與一位航海家拉菲爾·希斯拉德結識並促膝長談的故事,拉菲爾先是談到自己的航海經曆,接著又講到自己在英國的所見所聞,並通過對比的方式抨擊了西歐各國國王(尤其是英王)的窮兵黷武,治國無方,貴族和他們的侍從們就像“雄峰”一樣不勞而獲,遊手好閒,竟使英國出現了“羊吃人”的景象(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多次引用),進而表示:“如不徹底廢除私有製,產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類不可能獲得幸福。

私有製存在一天,人類中絕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優秀的一部分將始終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貧困災難擔子。”

第二部分:在“我”的追問下拉菲爾描述起自己在海上一個名叫烏托邦的島國居住的生活見聞。

那是一個冇有任何私產的國度,也不存在貨幣與市場,黃金和珠寶甚至隻是小孩子的玩具。

“烏托邦人認為奇怪的是,一個人明明可以仰視星辰乃至太陽,何至於竟喜歡小塊珠寶的閃閃微光。”

烏托邦人每天隻工作六個小時,但物資充盈,生產力高度發達(就當時而言),按需計劃生產又按需分配。

城鄉之間並無對立,市民和農戶按生產需要輪流轉換。

以務農為本兼營副業,注重農業教育中的理論與實際結合。

大部分公民,無論男女,都把自己的剩餘時間花在學習上。

烏托邦的官員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通過議會商討國是。

他們冇有常備軍,但公民在固定日子裡參加軍訓,戰時征兵以自願為原則,家屬可隨從作戰。

他們的法令很少,對犯罪的人寓教於懲,罰令做苦力,貶為奴隸,但改造得好可以減刑並恢複公民身份。

烏托邦的住房十分美觀,為防私有製死灰複燃而十年一換,城市裡設有公共食堂和公共醫院,公民生活十分便利。

烏托邦人把符合自然的幸福當成人生第一原則,認為“構成幸福的不是每一種快樂,而隻是正當高尚的快樂”“自然號召人人相互幫助以達到更愉快的生活,所以自然叫你留意不要在為自己謀利益的同時損害彆人的利益”,而健康是最大的快樂,是其他快樂的基礎。

以上就是《烏托邦》一書的簡要內容,就本書的背景而言它的內容毫無疑問是十分超前的,五百年前的人就己經預料到未來**社會的許多特征:生產力高度發達、公有製、按需分配、消滅城鄉對立(儘管方法粗糙)、計劃生產(不明晰)等,讓讀者不得不讚歎它的進步意義。

不過,和所有曆史人物一樣,莫爾是他的時代的產兒,他的觀點也帶有極大的曆史侷限性。

烏托邦雖然是一個物資豐富,按需分配的理想社會,但生產力卻和16世紀初的英國相當,莫爾所津津樂道的,還是以家庭為基本經濟單位的手工業生產,他冇有預料到在未來社會化的工業會席捲整個世界,而自己所處的這個階級會代替封建貴族統治世界,也就看不到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以烏托邦這樣的還儲存著自然經濟特點的生產力水平當然是遠遠無法達到**的要求的。

此外,莫爾用奴隸來解決重勞動和肮臟勞動與常規勞動的對立,儘管奴隸的來源是罪犯和出於自願的外邦流民,但他們依舊是不齒於一般公民的賤民,這種不平等和理想社會是不相符的,由此可見,莫爾的思想中還保留有奴隸製殘餘(大概與他熟讀柏拉圖《理想國》和自己的生活有關)。

烏托邦還是個高度信仰宗教的國家,這顯然與現代社會主義不符。

在莫爾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尚還處於於早期階段,資產者和無產者的矛盾初步產生。

雖然他對勞苦群眾深感同情,甚至感到勞動的重要性(本書結尾處說任何國家缺少這種勞動,甚至維持不了一年)和民眾造反(康瓦爾人民起義)的合理性,但他看不到勞苦群眾有改變社會製度的力量,更無法設想無產者有朝一日作為一個階級將是革命的主力並是一切革命力量的領導階級。

因此,他冇有、也不可能交代清楚烏托邦的公有製是怎樣產生的,是在什麼條件下形成的。

這個己有有一千七百六十年之久的國家,據說曆史文獻很完善,然而莫爾隻字不提人民和統治者有過怎樣的矛盾,進行過怎樣的鬥爭。

相反,他把開國君主烏托普描寫的很賢明,幾乎到達神化的地步,那麼,烏托邦能夠享受這樣幸福的生活,是否和曆代統治者施政得宜有關呢?

類似的問題在本書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因而,他的烏托邦缺乏科學依據,隻能是一種“空想”,這也符合他用希臘文杜撰出來的這個名詞(Utopia)的含義,即“無何有之鄉”。

3. 結論無論如何,托馬斯·莫爾都是一個偉大的人物,甚至得到左右兩派的尊敬,他的侷限性,也是屬於他所在的整個時代和自身所處的階級地位決定的。

今天我們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者,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看待他和他的作品,既要看到他的進步(為科學社會主義提供了有價值的基礎)也要看到他的不足(宗教問題上保守,隻揭露現象而看不到本質),最後作出一個整體肯定的評價:他和他的《烏托邦》無愧於他所在的時代。

思考:《烏托邦》對於我們當前改造世界的活動是否還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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